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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即汴京官窑论悖于事实(下)

时间:高阿申2004.05.14
  辨识北宋官窑
  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
  大自然肆虐,把北宋汴京官窑遗址,连同古开封城一起深埋于六米深的地下。遗址在哪里?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坦言:“北宋官窑的窑址,现只知道‘汴京自置窑烧造’一点,至于究竟在开封什么地方,则因为还没有发现它的烧造遗址,也就是还没有发现它的堆积碎片所在,故无法确定。”《中国陶瓷史》也道得率真:“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几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面对黄河改道及泛滥造成的现状,笃实做学问的专家学者,尽管对遗址的取证甚觉不遂心,但仍坚信史籍记载无误,仍坚信官窑遗址与古开封城共存,仍坚信事实真相终究会大白天下。诚如叶喆民先生所说:“好在这类文物尚有藏品或展品可参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窑址考察与研讨工作仍在继续,相信终有一日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目前,在窑址难以取证情况下,又怎么去认定北宋官窑的遗物?笔者以为,可从文献中“考古取证”,再顺着定、汝、钧、官的传承脉络,进行分类、排比,就可从传世器物中,辨认出北宋官窑青瓷。
  关于南宋设置官窑的历史背景,参与修内司官窑遗址发掘的杜正贤、周少华先生在《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一书中说:宋代朝廷的国家祭典活动重要的有十余项之多,包括天、地、神稷、宗庙和明堂祭祀等。南宋初期,虽因战乱影响,国破民穷,但祭天地、祀祖先的规矩不可废。只是这些祭礼活动不能像以往那样规模宏大,铺张浪费。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南宋王朝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迫切需要,“袭故京遗制”,在京城临安(今杭州)置窑设厂,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二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史称“官窑”即“南宋官窑”。
  有关南宋初期国家祭典活动的一些情况,杜正贤在其主编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中引经据典道: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典礼,在礼器形象上,他认为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古今图书集成》)宋高宗也认为“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联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今复古。”(《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结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绍兴十六年,修内司烧造的陶瓷祭器得到高宗的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咸淳临安志》)宰臣秦桧也认为“考古制度极为精致”(《宋会要辑稿》)。
  从这两则的阐述内容中可知:一、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因兵荒马乱,祭祀活动的规模较小,祭典礼器,多由地方委托民窑烧制,产地有余姚、平江等处,亦即一些青瓷的贡品。二,南宋初,礼器的造型不及北宋,而“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所以,见识过徽宗礼器的朝臣认为,南宋礼器“其制非是”,应当予以规范。三,设修内司窑的时间,约在绍兴十四年前后。因绍兴十三年,宋室与金已缔结和约,政局趋向稳定,有必要“袭”故京“遗制”,自置窑造礼器;绍兴十四年,高宗又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宋《中兴礼书》)此句“令董其事”,是你等可让“通晓礼器之人”,来执掌“其事”;而“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表明,“其事”进展良好。故此后的产品,才让高宗感到“诚可喜也”。上列来自宋代文献方面的信息,既为“袭故京遗制”之涵义作了说明,又为寻觅政和“新成礼器”提供了线索。
  实际上,对于政和“新成礼器”的模样,人们并不陌生,从传世的北宋钧窑瓷器上,可窥知端倪。
  李辉柄先生把河南禹县的北宋钧窑,归为“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先生的结论尽管错误,话却不无道理。因为,钧瓷所具有的“名古器”韵味,比起经常“素面朝天”加“圆唇”的汝瓷,岂但“其制”古典,形象也俨如官器。这两座几乎同时并存的北宋名窑,缘何风貌迥然,李先生无法解释,所以,在《中国陶瓷全集》上钧窑有幸成为“第二座北宋官窑”。在李先生看来,汝窑“其制非是”,同钧窑“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之间的殊异,该是第一座与第二座“缘故”。
  参照实物与文献,本文以为,钧窑虽不在北宋官窑之列,但产于政和年间的这批钧瓷,由于系京师建“艮岳”时定烧,有些是专为“明堂”配套,它们均属官方“制样需索”的贡御品是显然的。“其制”,不同于“供御拣退”的汝瓷贡御品,也是必然的。比如,故宫珍藏的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其底部之“涵元殿用”刻款,便是“制样需索”物证。还有器物,在底部刻写数字或“建福宫”等字样,亦都是定烧瓷的标志,因此,钧瓷中一些如出戟尊、鼓钉洗等造型是可供今人一睹北宋政和风采之样板。倘若,对钧窑中一些以氧化铁作呈色剂的月白釉、天蓝釉等青瓷釉色及其内涵,再作细细探究,并把它们同两宋盛行的国家祭典活动作连接,对北宋朝廷之所以要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就会有进一步理解。
  从名闻遐迩的传世品上还可获悉,定瓷虽“有芒不堪用”,然其装饰,颇见皇家风范;汝瓷以“玛瑙入釉”,榜为青瓷之首,可器形缺乏上用之仪;南宋的官窑及龙泉窑青瓷,制作堪称精致,则气派和华贵上,仍不如一些钧瓷。比照器物,再结合文物资料中传递来的信息,对北宋官窑具备的“考古制度”,不但会有实实在在概念,据此,还可用作辨识北宋官窑的借鉴。
  在传世的宋代青瓷中,可认出一些汴京窑遗物。其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特点为:胎体完整无暇,以指叩之声音如瓦,此为独特,有别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不同于明清仿官釉器之金石声。浅灰色之胎骨微泛光泽,表明坯体瓷化良好。胎质看上去不如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细腻,却较之坚致,也远比北宋汝窑瓷胎滋润。
  圈足宽厚,足脊上显有清晰竹刮痕,修足圆润。此类足式于汝窑、龙泉窑上多见,属北宋官窑在汝瓷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瓷盘基础上的演绎。足际上涂紫褐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及南宋龙泉窑,常用芝麻酱色或赭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
  釉质肥厚莹润若堆脂,釉面因施釉不匀、显高低不平、久平整,并有少量气泡和缩釉现象,不同于雍乾朝仿官窑器之釉面的平静、整齐与晶亮,当属北宋青瓷器表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抹攒珠”状,不同于明清时期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致。
  迄今所见到的瓷制琮式瓶,年代最早数宋朝,在形制上,无不呈直壁方形体。制作成拱壁形的方体,不管在南宋,还是元、明、清,直至近代,甚或在现代仿制品上,都不见有相同造型的来者,可谓独步宋朝,独步于天下。而能设计出如此巧妙方圆二体结合形状,除痴情石头到被人称之“亡宋谁知是石头”的宋徽宗外,世上未必再有真正懂得良渚文化玉琮真谛之王者。据史料记载,北宋始有金石学,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器、石刻和玉器等。由于皇帝喜好金石收藏,上层社会士大夫们都踊跃收集、攀比猎奇、乐此不疲,使金石学问日趋精微,并于北宋晚期相继出现《考古图》、《金石录》及由徽宗参与编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一批开创我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专著。所以,从汉迄清,宋朝是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元、明两代,理学发达,金石学退居次要地位。虽自元代起,出现了玉器研究的专门著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尚不及宋代。至清乾隆时期,金石学复兴,但对古玉的研究仍不发达”(《收藏家》总第3期、雷虹霁齐)。“学者们不知琮为何物,就连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还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直至1898年吴大征《古玉图考》出版,始为玉琮正名,人们才得知古籍记载的琮,原来就是这种内圆外方,形状怪异的玉器。”(《收藏》总109期、戴应新文)。因而,纵观元明时期及清康熙正朝的青釉琮瓶,或能以宋器为本,保留琮之形体与“神徽”。自乾隆起,琮瓶的“其制”,包括釉料,逐渐“非是”,特别是景德镇的官窑作品,面目全非,不是附有双耳,就是被省去兽面纹,背离了良渚文化玉琮之初衷。
  新石器时期,玉琮被古人视为沟通天地神人之物,通常用作祭地的礼器。至宋代,清玩雅好的徽宗,把玉琮形制应运至青瓷上,并奉为国家祭典活动的重器,也就顺理成了。作为好古成癖的两宋统治者,对于象征神徽之兽面纹,划以宫廷与民间的使用等级,更属自然。一如元明清时期龙纹,因了皇帝喜好,便有了五爪、四爪之别。
  肩部的款识,系凿刻而成,书法有力,字合乎宋体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记”字而言,历代王朝运用频率最高数宋朝,应运得非常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另外,在瓶的口部与四壁,遗有无数不可伪造的自然旧貌;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呈不同程度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仍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体与“观音庵”日用供奉、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试、触摸有关。后一项,当同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承载有大量相关身世方面的信息,亦是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结   语
  综上所说,证明冯先铭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1991年版)上的《隋、唐、宋时期的中国陶瓷》之说,是客观的,即:汴京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宋人所著《负暄杂录》,书中提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文中明确提到官窑烧造时间是在徽宗的政和至宣和年间,历时比汝窑更短,它伴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止;文中还提到是在京师自己设窑烧造瓷器,因此称之为官窑。宋代瓷窑正式命名为官窑的实自此始,开启了此后以官窑命名的称谓。
  可以认定,宋人谓“袭故京遗制”,指的是“袭”北宋微宗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之“遗制”。宋室南迁杭州,高宗于政局稍见稳定的绍兴年间,“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凤凰山下老虎洞)这是一证;其后在“隆兴至乾道元年”(《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间,于“后郊坛下另立新窑,亦曰官窑。”(乌龟山下)这又是一证;查遍古籍资料,独不见南宋官窑“内有玛瑙为釉”之记载,这也是一证。
  而且,自汝窑停烧之后,事实上,“玛瑙入釉”便“失传”了。这从《清波杂记》“近尤难得”的话语中,从《武林旧事》有关张俊进奉高宗16件汝瓷一事的记载中,从流传有序的数百件南宋官窑器物中,均可得到证实。
  显而易见,汝窑与汴京官窑,分别为北宋晚期两座窑口:前者属待诏供奉性质的民窑,产品追求造型朴实,线条优美,并以釉色青蓝和裹足满釉著称;后者是朝廷在京师的自置官窑,器件多以名古器为据,讲究形制典雅有深义。由此还可以明辨,临安南宋官窑不可能系北宋宝丰汝窑“嫡传”,两者没有太大关联。南宋官窑承袭了北宋官窑的生产模式以及如何让作品有典、有艺术品位的创作理念,至于学技,大可不必舍近求远,青瓷鼻祖是浙江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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