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黄宾虹、吴湖帆、溥心畬等书画合璧册页》依次编为寿、禄、喜、福四册，共190开，汇集了190幅书画作品。册首有叶恭绰楷书引首“贞松永茂”四个大字，其后是宋育德撰、朱雨香书德〈赵母项太夫人六十寿序〉。读序可知赵氏原为湖北人，祖上经营木业，太平天国时家道中落，赵厚甫祖父育有二子，其父为仲子，曾任职于武昌官储局，故去时，其母项氏方二十五岁，赵厚甫尚在襁褓中，不久其伯父亦故去。其母项氏守寡未嫁，辛苦持家，抚养遗孤，独撑赵氏门户。及赵厚甫长，事业有成，迎其母于沪上。值甲申其母六十寿辰时，赵厚甫深感其母守节抚孤，历尽艰辛，对赵氏家族居功甚伟。为此遍征海内名家书画诗文，为其母祝寿。这是此套书画合壁册产生的原委。
以书法、绘画的形式祝贺寿辰，在我国源远流长。于书法是以不同的书体书写表现这一主题的诗文，而于绘画则是以神化传说或比与、借喻的方法，以特定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这一主题。如人物画中的寿星、麻姑献寿、观音等；花鸟画中的杞菊、慈竹、松柏、灵芝、、梅花、萱草、鹤、白头翁、绶带、蝴蝶、猫、鹿等等；山水画则以南山松柏、秋山瑞松、萱堂万玉、九如图等等题材来表现这一主题。此时的绘画，不仅描绘了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形象，也蕴涵了美好的祝愿这一特定寓意，耐人玩味。因之，这种形式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类题材的作品在传世书画作品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我们通常所见的，大多为一幅立轴、一件手卷、一本册页，而象此套册页汇集了186位书画家的190件作品，达如此煌煌四巨册规模的确属十分罕见。书画家们围绕着颂寿的主题，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各骋其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蔚为大观。且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递藏中，幸未失群散佚，完好如初十分难得。当年赵氏家族中的一项策划，不意成为一个特殊的实例，当会引起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兴趣。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此套合壁册中的书画作品。
合壁册中的190幅书画作品大都出自当时书画名家之手。如绘画之齐白石、黄宾虹、赵叔孺、吴待秋、汪锟、吴琴木、吴湖帆、樊浩霖、萧俊贤、袁松年、申石伽、童大年、陶冷月、赵云壑、柳滨、朱梅村、钱化佛、冯超然、郑午昌、姚虞琴、郑师玄、吴青霞、谢之光、钱厓、刘海粟、顾坤伯、张克龢、白蕉、汪亚尘、唐云、王季遷、徐邦达、应野平、萧谦中、汤涤、祁昆、吴熙曾、于非厂、田世光、胡佩衡、溥儒、溥僩、溥伒、溥佺、溥佐、马晋、陈半丁、汪溶、徐石雪、徐操、陈缘督、叶昀、黄均、陈少梅、曹克家、王雪涛、启功等等。书法名家包括叶恭绰、张伯英、谭泽闿、马公愚、赵时棡、罗复堪、王褆、邓散木、寿石工等。可以说举凡当时京、沪两地的书画名家大都包括在内，而北京、上海聚集了当时中国两个最大的书画家群体，也形成两个最大的书画艺术中心。绘画的题材涉及人物、花鸟、山水、画法上工笔重彩、水墨设色写意均有体现。书法则楷书、行书、隶书、篆书等各种书体均可见到。有意思的是所有作品均定格于癸未、甲申（1943—1944）这一年之间，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大致代表了此期中国传统书画的风貌。
书画创作都限定在同一尺寸的册页重中，但许多作品小品不小，十分精彩。如黄宾虹的〈北堂春晖图〉，作于癸未春日，画家时年80岁，正值其山水画艺术发展的颠峰时期，用笔清隽适宜，以小青绿赋色，构图取景，为表现主题服务，与常见浑厚浓重的一体有所不同；溥儒的〈松柏延龄图〉松林茂盛，山谷清幽，用笔青劲，应为其用心之作；陶冷月的两幅山水，一用传统技法，一融合西法，展现了两种风貌；吴湖帆的〈高节长年图〉以花青绘竹以竿，用笔温润秀逸，为其本色；齐白石的〈多寿图〉以大写意画法绘寿桃三颗，以洋红赋色，用笔简括而气氛热烈；汤涤的〈乔松图〉用截取法构图绘乔松一棵，松干苍虬，松枝茂密，用笔劲健，尤见其特色；萧俊贤的〈松柏长春图〉山石用浓淡墨反复积皴，苍苍莽莽，尺幅虽小却极见气势；于非厂的〈竹枝绶带图〉用工笔重彩的画法以朱砂绘竹一枝，一只绶带栖于枝头，用笔流畅，赋色典雅，风格精谨而不板滞，体现了作者工笔花鸟的魅力；冯超然的〈仿刘完庵五松图〉，构图、用笔、用墨俱见传统功力之深；萧谦中的〈松柏延龄图〉作于癸未三月，属画家极晚年的作品，构图、用笔茂密，代表了其晚年山水的风貌；陈少梅的〈麻姑献寿图〉人物衣纹遒劲流畅，以淡墨淡色勾染祥云，不设置过多的背景，使人物更为突出；王雪涛的〈萱竹草虫图〉绘萱草、绿竹，草虫栖于其上，风格灵动，生意盎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册中我们还可欣赏到徐邦达、王季迁、应野平、唐云、启功等人早年的作品。可以说品读此套合壁册，宛如徐徐打开一卷民国书画艺术多姿多彩的长卷。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鉴赏中国传统书画产生兴趣。对民国书画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美术史学者的重视，出版机构亦开始编撰相关的大型图录，以期对民国时期的书法绘画艺术做系统的介绍，并满足社会的审美鉴赏需求，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此册的收藏者，现将整套合壁册全部精印出版，公之于世，无疑为民国书画艺术史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资料，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