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眼”徐邦达

花白的头发,起皱的皮肤,脸上散布着几块老人斑,一眼看上去,与普通老人一样因岁月流逝而逐渐衰老。但是,炯炯的眼神当中,透着一股睿智。他就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有“华夏辨画第一人”、“徐半尺”之称的徐邦达。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馆藏珍品《高呼与可》、《出师颂》等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看到它们,徐邦达的心头总不能平静。正是他参与鉴定,并极力促成这两件宝贝走进故宫博物院。而在他从事书画鉴定的80多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已不下三四万件。

 
"大家"简介
徐邦达(1911—),字孚尹,号李庵,蠖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幼年从李醉石习画。後师从赵叔孺、吴湖帆学书画鉴定,所作以山水为主。解放後历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出版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等一系列书画史专著。徐邦达(1911—),字孚尹,号李庵,蠖叟。浙江海宁人。生于上海。幼年从李醉石习画。後师从赵叔孺、吴湖帆学书画鉴定,所作以山水为主。解放後历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为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出版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等一系列书画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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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 被尊称为“国眼”
书画鉴定家-—徐邦达
徐邦达:沙里淘金 慧眼如炬
对书画作伪的方式、方法的鉴定
书画鉴定家-—徐邦达
徐邦达先生的艺术
徐邦达:从书画家到鉴定大师
“徐半尺”(徐邦达)笑侃赵佶《珍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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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先生作品欣赏--摹张渥九歌图
徐邦达先生的艺术董创
 
"大家"风采 更多

记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

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

收藏家:徐邦达

杨彦画梅花、徐邦达小品等

徐邦达先生作品欣赏--松冈云岫图

徐邦达先生作品欣赏--海上生明月

徐邦达先生的艺术

徐邦达
 
"大家"访谈
李主席做事真是雷厉风行,我们吃饭还没回家呢,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等我们回家后,马上又接到文物局的电话,说李主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意由国家拨款买下这幅画。

  梅辰:“高呼与可”表达了什么意思?

  徐邦达:与可,是北宋画家文同的字(文同,字与可,专画竹)。石涛这幅画主要是画石、竹的,那么过去有文同专门画竹的,他代表了一种文人墨客飘逸洒脱的情怀,又因文同字与可,我想可能石涛就借用了这么个意思吧。

  ■作为书画鉴定家,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博物馆,可以说全国各大博物馆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都经过了他的鉴定。这期间他沙里淘金,慧眼如炬,把许多珍贵文物从被处理的厄运中“发掘”出来……

  梅辰:七十年代初,您到全国各地进行书画鉴定,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徐邦达:确实有很多令人高兴的事。七十年代初,我与故宫研究室的人员到全国各地看文物,当时在青岛博物馆看了几天后,准备要走了,我问馆里的同志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馆里的同志说没有了,只剩下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了,我说那也看看吧。就在这堆废物中发现了释怀素的唐摹本《食鱼帖》,这是一件稀世珍品。释怀素是长沙人,幼年出家为僧,俗家姓钱;后来到长安学习书法,专攻草书,经过勤学苦练终至大成,成为唐代有名的章草名家。相传他因为没有纸写字,就种了许多芭蕉,以叶代纸练字。《食鱼帖》就是他所书的有关食鱼内容的一幅字。

  发现《食鱼帖》后我们马上把它拿到北京进行装裱,随后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它的主人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就找到了青岛博物馆,原来这是当年“文革”抄家时从潍坊一户人家中抄来的,主家现在找来了,它就只好物归原主了。

  梅辰:主人知道它有这么高的收藏价值吗?

  徐邦达:当时不一定知道,经过这次鉴定后就知道了。当时主家就想把它卖掉,要价三万五千元人民币,我就有意让山东博物馆买下来,如果山东馆不买的话我就想让故宫买,但不知何因后来主家拿回去了。等到后来,据说市场价达到一千多万元。

  梅辰: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不在故宫?

  徐邦达:在香港的收藏家手里。
  
  梅辰:还记得买您第一张字画的情景吗?

  徐邦达:(笑)说来很有意思,十八岁时我买的第一张字画就是王原祁的画,我一直偏爱他的画。当我看到那幅画时,我就动了心,经过仔细辨别,认定它是真迹,就以二十两黄金的价格买下了,后来经权威专家鉴定:“此画为赝品”……二十两黄金买了个赝品,教训深刻。

  梅辰:您当年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怎么后来又想到来北京?

  徐邦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和好友张珩(字葱玉,著名古书画鉴定家)一同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工作,经他向文物局的郑振铎局长推荐(以前在上海时我曾与郑局长在张葱玉家见过面),郑局长便将我也调来北京,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是收集、鉴定古书画,以文物为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优裕富有的环境中,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怎么会看中我了?我在他们眼中应该是个“纨绔子弟”呀!……后来郑局长对我说:“我们怎么不了解你?!当年汪精卫过生日,你的老师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做一幅画敬献汪精卫,只有你一个人没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我不画……我们都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气节。”(梅:别人都画了,您为什么没画?)小的时候,先生讲“岳母刺字”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男儿就当精忠报国,人是要有尊严和节气的,怎么能当汉奸呢!所以我就不给他画……从那以后,我也不再愿意和他来往了。

  梅辰:筹建故宫绘画馆的过程是不是非常艰辛?

  徐邦达:我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字画,当时是在文物局工作,在北海的团城。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解放,有百分之九十的字画都让国民党给带走了,所以我们就要把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字画一点点地收上来。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北海团城收东西,由于太专心了,我穿的棉大衣后背被炉子烧着了,我都不知道。

  梅辰:怎么知道哪里有什么东西呢?

  徐邦达:因为解放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三千七百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我就动员他们捐了,能献的献了,实在不行的就只好买了。这些东西后来都归到了故宫博物院,这样就正式成立起了“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徐夫人说:“为了《高呼与可》,他执意不让我跟李主席提要房子的事……他说我替故宫求求你了。”

  梅辰:我听说您为了让故宫能买回《高呼与可》,还曾找过政协的李瑞环主席?

  徐邦达:是这样。《高呼与可》最早是天津人拿来的,我最早看见它是1987年,看过后就再也没见到它。当时据说是那个收藏的人想拿出来卖,当时的要价是三万美金,那个时候的三万美金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再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到了九六、九七年,它出现在了嘉德拍卖会上,当时我想让故宫买,但因为各种原因故宫没有买成,它被一个收藏家买走了。直到后来有一天,这位买主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他把这幅画转手,我一听,立刻就说“我建议故宫买吧,”因为我很怕它再流落民间,因为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字画就应该在故宫。

  梅辰:《高呼与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价值?

  徐邦达:《高呼与可》是石涛作品中既精又少的作品之一,非常难得,属于文物中的一级品。我们知道有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清六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恽寿平),还有四僧(原济、朱耷、髡残、弘仁),石涛就是四僧之一(原济)。这幅《高呼与可》是长卷,又高又长,属于高头长卷,像这样的大卷且保存得这么好实属少见。

  当时,我的夫人因为房子的问题准备找政协的李瑞环主席,实际上我们俩人那时住房面积有八十多平米,比起朱(家溍)老来说好多了,但她执意要去,并说已约好了第二天要去李主席家。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老想着《高呼与可》的事,都半夜了,我起身去敲她的房门,想让她第二天把《高呼与可》的事跟李主席说一下,她说“要说你自己去说。”我说我要去的话你就不要提房子的事,我只谈画……

  第二天,李主席听了《高呼与可》之事后很痛快地就答应帮忙解决,我很佩服他。他当时就说可以通过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让故宫买;如果故宫没钱,就向国家请款,由国家出面买;再不行,他就准备动员全国政协里有实力的委员买,买下后再捐给故宫。他对我说,你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李主席热爱祖国文化的挚热情怀让我非常感动。

  梅辰:房子的事真没提?

  徐邦达:没有,高兴还来不及呢。李主席本来要留我们吃饭,我说不吃了。告辞后,我拉着夫人的手说:“走,咱们去昆仑饭店吃上海包子去。”真是别提多高兴了
李主席做事真是雷厉风行,我们吃饭还没回家呢,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等我们回家后,马上又接到文物局的电话,说李主席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同意由国家拨款买下这幅画。

  梅辰:“高呼与可”表达了什么意思?

  徐邦达:与可,是北宋画家文同的字(文同,字与可,专画竹)。石涛这幅画主要是画石、竹的,那么过去有文同专门画竹的,他代表了一种文人墨客飘逸洒脱的情怀,又因文同字与可,我想可能石涛就借用了这么个意思吧。

  ■作为书画鉴定家,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博物馆,可以说全国各大博物馆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都经过了他的鉴定。这期间他沙里淘金,慧眼如炬,把许多珍贵文物从被处理的厄运中“发掘”出来……

  梅辰:七十年代初,您到全国各地进行书画鉴定,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徐邦达:确实有很多令人高兴的事。七十年代初,我与故宫研究室的人员到全国各地看文物,当时在青岛博物馆看了几天后,准备要走了,我问馆里的同志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馆里的同志说没有了,只剩下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了,我说那也看看吧。就在这堆废物中发现了释怀素的唐摹本《食鱼帖》,这是一件稀世珍品。释怀素是长沙人,幼年出家为僧,俗家姓钱;后来到长安学习书法,专攻草书,经过勤学苦练终至大成,成为唐代有名的章草名家。相传他因为没有纸写字,就种了许多芭蕉,以叶代纸练字。《食鱼帖》就是他所书的有关食鱼内容的一幅字。

  发现《食鱼帖》后我们马上把它拿到北京进行装裱,随后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它的主人看到媒体的报道后,就找到了青岛博物馆,原来这是当年“文革”抄家时从潍坊一户人家中抄来的,主家现在找来了,它就只好物归原主了。

  梅辰:主人知道它有这么高的收藏价值吗?

  徐邦达:当时不一定知道,经过这次鉴定后就知道了。当时主家就想把它卖掉,要价三万五千元人民币,我就有意让山东博物馆买下来,如果山东馆不买的话我就想让故宫买,但不知何因后来主家拿回去了。等到后来,据说市场价达到一千多万元。

  梅辰: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现在不在故宫?

  徐邦达:在香港的收藏家手里。
梅辰:好像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也是这样“沙里淘金”被您“解救”出来的?

  徐邦达:那也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是在云南省博物馆,那天我们准备回北京,临走时我问馆里的同志还有什么没看的东西吗?对方说只有一堆要处理的次等文物了,我就想顺便看一看,这一看就走不了了———发现了元代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这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啊!(注:元代以上的作品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黄公望是元代著名的书画家,擅长山水,笔法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我马上让助手退掉了机票……现在它是云南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梅辰:下面请您讲讲《出师颂》吧。

  徐邦达:这得从头说。我有一个小本子,里面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的父亲早年曾在清宫里专侍字画保管,父亲死后就将小本子传给了他,他生病后又把这个本子交给了我,他对我说:“徐公,可能这个本子对你有用,送给你吧。”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留意它上面所记录的东西,每找到一件我就用笔画个勾,《出师颂》就在这个名录上。但解放后它就从未露过面,一点线索都没有,只是大约六七年前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拍卖过它上面的题跋。

  梅辰:那这不就有线索了吗?

  徐邦达:没有。因为题跋是可以割下来的,它一般都是题在字画的后面,与字画是可以分可以合的,是那些看过该字画的人或收藏过该字画的人所题的字,这对字画本身并没有影响,字画本身还是完整的。

  直到这次嘉德拍卖行要拍卖《出师颂》,拿这幅字给我看时我才算是真正见到它,我顿时觉得眼前一亮:“绝对的好东西!”然后我就给故宫写信,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故宫一定要买下它。(梅:您说过好东西一定要留在故宫)后来故宫花了二千多万元买下了这幅字,在社会上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梅辰:是不是在买之前就已经有了真假的争论?

  徐邦达:没有。当时我看过,认为它是真的,其他专家也鉴定过,大家都认为是真品,所以故宫就买了。买了以后社会上有人提出异议,说它是假的……鉴定是科学,要以科学说话。

  梅辰:《出师颂》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

  徐邦达:一是因为它是隋人书,为千年法宝;二是因为它上面的鉴藏印记有唐太平公主的收藏印章及米友仁鉴题的“隋贤书”,此本在清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十余年间被溥仪盗出,后流落民间没有音信,直到这次才浮出水面。

  梅辰:我听说有一幅画,当年乾隆皇帝把真假给颠倒了,是您又给正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徐邦达:那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它曾被推为名家第一,是一幅脍炙人口的名作。《富春山居图》是六接的纸本,也即是由六张纸连成的画卷,世传是黄公望画作之冠。清顺治年间,此卷藏于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字问卿)手中,后来吴病入膏肓时,因非常珍爱此卷,就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用来殉葬,因为他的一个侄子不忍心将此名物化为灰烬,于是在烧画的时候趁其不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别的画卷扔了进去,把这幅给抢了出来。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大约有四尺多吧)还是被烧损了(只烧了六张中最前面的一张,剩下的五张没烧),后来有收藏家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大约有五、六寸长)居然正好有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的,真乃天神相佑。人们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剩山图》和《富春图》两部分,身首各异,真是太可惜了!(梅:它们现在在哪儿?)《剩山图》现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图》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这之前,乾隆曾将伪作《富春山居图》收进宫,他以为是真的曾大加叹赏,屡屡题赞,题了几十题字,甚为喜欢。后来上面讲到的那个真的画进了宫,乾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就让别人在这个真图上题字,硬把真的说成假的,故意颠倒是非。

  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那时文物都放在上海的一个库房里,我在其中看到了这两幅画,经过仔细考证,我就发现乾隆说是假的的那张,是真的;他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的那张却是假的。

  梅辰:现在它们在哪里?

  徐邦达:两件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作为第一个去台湾访问的内地鉴定家,徐邦达被台湾媒体称为“徐半尺”,因为“画轴刚展开半尺就已辨出真伪”的功夫着实让他们震惊……

  梅辰:您是第一个去台湾访问的内地鉴定家?

  徐邦达:对。一九九一年,两岸文化交流刚刚开始萌动,我就应邀访问了台湾。我当时提出要看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被破例获准,并且没有一次只能看一两件的限制。当时我在台湾的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是三点一线:酒店、故宫和饭店,整整看了一个月,哪儿都没去。

  梅辰:我曾听说许多很有价值的字画藏品都在台北故博院,是这样吗?

  徐邦达:不能这么说。就字画来讲,大的、挂幅的台湾较多,小的、卷册的北京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溥杰是偷着拿出宫的,他不可能拿很大的东西,能偷着拿出去的多是手卷、册页之类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先是被带到天津,后又散落到东北,多被当地的一些收藏家所收购。另外还有一些被国民党军人私抢的东西,也都在私人手中。因此不能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就比北京故博院的多和好,各有千秋。

  梅辰:“徐半尺”这个雅称是怎么来的?

  徐邦达:是那次去台湾时,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字画,有些字画一打开从它的裱边就能看出是假的,于是台湾媒体就这样说了。实际上是假的,打开一寸就知道了,但是鉴定是一门科学,往往一幅画的鉴定需经反反复复的研究才能下定论。

  梅辰: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碍于情面或各种原因,假的也没法说是假的?

  徐邦达:(坚决地)不可能,假的就是假的。就连我父亲收藏的东西,是假的我也照样说是假的,决不含糊。(梅:不怕得罪人?)不怕。有很多这样的事,还有一些是很高级别的领导拿来的东西,那也一样,假的就是假的。这跟权势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得罪人也没办法。(夫人:他这个人从来不管这些,从不趋炎附势,而且还专门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就没这种人情世故的概念,他太不懂这些了,你想他连钱都不认识,在他心里就只有书画。)

  梅辰:徐先生是这样吗?

  徐邦达:(和蔼地笑笑)我知道一百元的是红的。(夫人:从来如此,什么柴米油盐一概不知,只爱字画。人家是爱到入骨三分,他是爱到入骨百分之二百,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有一天晚上做梦大喊“挂,挂。”我说挂什么呀,他手指着墙梦中回答“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还有一次,晚上睡着觉,忽然他就伸着手在被子上来回摸,我问他“你摸什么呢?”他迷迷糊糊地说“我刚才放在这儿的那卷黄庭坚的手卷怎么没了?”……趁徐先生没注意,夫人小声对我说:“我这儿还有一封前些天他写给王己千的一封信呢,都九十多岁了,信的内容还是画,他希望王己千能把其收藏的《朝元仙仗》(北宋)及一些好的书画拿回中国……他还天天盼着王己千给他回信呢,实际上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王己千已经驾鹤西去了,这已经是一封无法发出的信了。是因为你要来,我才打开这封信看,没想到除了画还是画……)

  梅辰:如果遇到有人拿着假画请您题跋,您怎么办?

  徐邦达:直说“假画不能题”。(梅:是不是会说得婉转一点)没必要。

  梅辰:碰到别人的鉴定意见与您不同时,您会怎样?

  徐邦达:如果他的意见是对的,哪怕是年轻人,只要他说得有道理,我都会尊重他的意见,也很佩服他。如果我自认为没有错,那我也会坚持到底,任何人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梅辰:有没有让您特别生气的事?

  徐邦达:没有。大多一笑了之。

  梅辰:您大概看过多少字画,有数吗?

  徐邦达:准确的数字没有,我写过一本书《古书画过眼要录》,它只是记录了重要的过眼字画。

  梅辰:您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最价值连城的一幅画(字)?

  徐邦达:看到好的画常常会爱不释手,有时竟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没法说哪一幅字画最价值连城,中国字画很多都是无价之宝。

  梅辰:字画的价值怎么看?

  徐邦达:看它的历史性、艺术性,看它的年代,看是不是名家所做等等。

  梅辰:最后一个问题:哪个是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徐邦达:我自己觉得临得最好的是那张临(清)华喦的《临新罗山人秋艳禽兔图》,原作现在浙江海宁徐邦达艺术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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