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1470-1523年)，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人，与文征明同年。唐寅出生在商人家庭，从小接触社会，养成开放、热情的性格。29岁时赴南京乡试得第一，常以之为荣事。但因结伴同乡徐经赴京考试行贿买题事发，连累唐寅，饱受折辱，从此与官场绝了缘分，于是放纵和沉迷于繁华都市的声色之乐，借狂放不羁之行为来释放其心中的积郁。
唐寅凭着自己书法与文学的扎实功底，将吴门画家诸家之长融于一炉，将文人画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既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又讲究笔墨情趣，既从造化中来，又表现主观的感觉和笔墨的蕴藉，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独树一帜。他在文人云集的商业都市苏州的生活环境中表现得游刃有余，将旧题材画出新意境，使文人画既画出了不食人间烟火、托物寓情的傲气，又融入世俗生活和商业都市的万象之中。
唐伯虎一生可谓坎坷，饱经风霜，是一位看透世情的“六如居士”。是一位“诗、书、画”皆精的旷世才子。大家熟悉的是他的书画，其实，他也是一个语言优美而伤感的诗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明式家具的设计大师。
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朝，文人这一群体的处境确实很微妙。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徘徊和煎熬，迫使他们一旦在政治道路上不得志，便竭力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才能寻求其它通道来表现。这种表现有出于无奈的，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个搞不成就搞那个；但也有的是出于这些文化人骨子里的底蕴和深爱，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就是喜爱，就是追求，就是要做到极致，由此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如果说前一种还有些是另找出路的话，那后一种就完全是主动呈现了。固然，这两者没有很明显的分野，但有着明确的主观倾向性。基于对生命所持根本且现实的认识，使得他们在对生活美的发现、创造和享受中，较主动地创建了对美的自然追求、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底蕴的新的艺术创作平台。
生活在桃花坞桃花丛中的唐解元充满着对生命中美的追求和创造，又是浸泡在人间天堂的水乡姑苏城中，所以他是不安“本分”的，哪怕就是在重画古代画作的过程里，也要来表现一番了。
相传为五代顾闳中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描述的是当时的大臣韩熙载从北方归南唐，因其才识过人，唐后主想用他抗宋，但又心存疑虑，韩熙载深知后主之心，既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又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就在家夜夜宴饮，纵情声色，以保全自己。后主派著名人物画家、翰林待诏顾闳中潜入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绘成画图呈阅。应该说此画将人物造型、情节表达和主人翁的复杂心境表现得极为传神、生动，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具有深刻主题思想和杰出艺术成就的古代人物画，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顶礼膜拜，有不少人临画描摹。
众所周知，凡临前人画卷都是一招一式忠于原作。然唐寅所临《韩熙载夜宴图》，却是他在“忠于原作、不失神采笔踪”的前提下，作了适当改动，以自己的才情对原作进行了再创作，真可谓锦上添花，既保持了原画主题，又增强了原作的艺术感染力。
唐寅在改动过程中，最夺人眼球的是在他的再创作中对画中家具进行了重新布置，增绘了不少家具，充分表现了唐寅对家具设计、创意的非凡才能，也折射出在唐寅所处的时代——明代繁华都市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对苏州明式家具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唐寅临摹古画都敢于“画蛇添足”了，以至于把他心中的“明式”家具都添置在所临的古代名画之中。
《韩熙载夜宴图》描绘南唐的中书舍人韩熙载的宴乐生活，画面共分“宴后”、“宴乐”、“宴舞”、“小憩”、“闻笛”、“曲终”等六个场景。在“宴后”段落中唐寅增绘了一个大折屏，屏的左方加绘了一张方桌，屏的右方加绘了一个座屏，使画面比原画的可视性更强、更有生活味道。
“宴乐”段落中没有增添家具，但在画面的条案的枨子明显作了变化，使得苏州“味儿”更浓，家具的文人气质更具明式家具特征。
在“宴舞”段的画面中，唐寅在画的主人翁的身后加绘了一张条案和一小插屏，在长案后加绘了长桌，并在其右下方增绘了一前屏，使家具与画中主人相互生辉，主人翁形象更加生动。
“小憩”段的画面，唐寅增绘了折屏、座屏和月牙凳，画面生活气息浓厚。“闻笛”段，加了大折屏和锦缎前障。“曲终”后又加了两座折屏和一张桌，一张斑竹架子床，使得画面的造型别致、人物栩栩如生，韩熙载独自沉思的情状跃然纸上。在这段画面中的唐寅所绘的班竹架子床，造型简练、比例匀称，是精心设计和加画的家具精品。再如“宴乐”中椅子，唐寅将原作椅下的双枨移至上端并改成单枨，于细微处表现出其个人对家具制作工艺的谙熟于心和极高的审美情趣。
唐寅在整卷画的临摹再创作中，除原作中二十多件家具外，又根据自己对苏州明式家具的爱好、独具设计增绘了二十多件家具，种类涉及桌、案、凳、屏等，仅凳就有方凳、腰凳、绣墩；屏有座屏、折屏和前障，且陈设适宜、布局合理。不仅起到了对原作的烘托作用，而且充分反映了唐寅对明式家具款式、布局的体察入微、熟知有素。作为画家、文学艺术家又对家具制作工艺具有如此独具匠心，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罕见的。
艺术是相通的，但这需要有一根“红线”将其串连，才会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发现、创造和鉴赏，综合反映了唐寅这样的文人的情怀。这是一种积极的、也比较纯真的精神面貌，由此透露出其文人的品格。文人情怀是通过精神来体现、以品格作为支撑的。由于这根红线的串连，不同门类的艺术创作在他们的调制中水乳交融，溢焕异彩。
唐寅在他创作的《琴棋书画人物屏》中，通过描写明代文人的书斋，全景式地展现了明代文人的生活环境、居室陈列。家具使用的实景，画中所描画的“屏风、斑竹椅、香几、榻”等三十余种各式明式家具，不仅反映了明代文化人对家具的爱好程度，同时也将唐寅对家具的巧妙设计、构造所展现的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确实，当时云集在苏州的文人对家具的钟情确实是空前的，如与唐寅齐名的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仇十洲，对家具也情有独钟。仇英人物仕女画代表力作之一《汉宫春晓图》所描绘的虽是汉时宫庭的嫔妃生活场景，但画中所展示的景物，特别是家具是典型的明式家具。众所周知汉朝仍处于席地而坐的时期，时人所用的家具也都是低矮家具。如画中“演乐”段中的明式高型条桌，画家描摹得极为精致、惟妙惟肖。明四家之一文征明曾孙文震亨是明代大学士，其所著的《长物志》中有一件具有保健功能的家具滚凳，用乌木做成、长二尺宽六寸，用四桯镶成，中间有一竖档，一般为文人书房中在书案下所用，用脚踏轴，来回运作可起活血化瘀的功效，至今仍然沿用。
从唐寅、仇英、文震亨等明代大家对家具参与程度看，与其他朝代相比，可谓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关注家具、参与家具的设计先例自汉朝以来时有所见，但大都属零星、琐碎，并没有对家具的制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明代文人在这方面是最为活跃和最为集中的。其参与家具设计之多、阐述家具理论之深刻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也正是有如此众多的文人踊跃地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为明代家具的形成和中国家具艺术的辉煌成就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笔者最近去苏州参观由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展室专门介绍苏州的明式家具，是根据文征明后人晚明大学士文震亨的经典著作《长物志》对明代读书人书房用具所作的描摹而陈列。文震亨认为，读书人用的书桌，“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则其制自古。凡狭长混角诸俗式，皆不可用，漆者犹俗”。又如椅子，以“木镶大理石者，最称贵重”，且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至于材料，以花梨、铁梨、香柳为佳。关于几榻则为“坐卧依凭、无所不适，燕乐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呈现出十足的雅士气派。但苏州博物馆所展示家具全为新作，依葫芦画瓢按书中所云加以展示，全无一点古意，根本不能与上海博物馆家具厅展览的王世襄、朱家溍所藏家具相比，实为遗憾！
明时苏州，为全国最繁荣、手工业最发达、优秀工匠最集中的地方。明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吴中技绝，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就家具而言，苏州制造花梨家具和红木小件的一代名匠就有江春波、鲍天成、邬四、袁有竹等人，可谓是天下良工、尽在吴中。苏制明式家具影响全国，连北京紫禁城也关注吴地苏州花梨家具。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在明代苏州，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倦于科举、失意官场、优游山林之时，又热衷于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情趣的探求。他们在玩赏收藏、著书绘画之余，在崇尚简约、疏朗、雅致、天然的苏州私家庭园之间，在观赏优美、典雅、悦耳的昆剧艺术之时，又积极参与家具的设计和制作，并将文人内心的审美影像物质化，富园林居室、家具陈设于一体，具有文人的气息特质。他们所作的家具，常常借物抒情，把起居使用的家具当成端砚来雕刻、当成田黄来铭记、当成宣纸来书写。明时文人墨客在苏式家具上寄托才情、抒发胸意，上文所述的唐寅、仇英、文震亨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相融造就的结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钟情，将世俗与高雅通过人最本质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的相融，意象和实象由文人情怀情意款款连结，艺术的泛化达到了那么顺畅的展开和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古典家具珍品中看出当时文人骚客的遗风旧迹。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流云槎”是一件闻名遐迩的天然木家具，是明弘治间状元、以善音乐闻名的康海故物，原藏于扬州康山草堂，因赵宦光题“流云”而得名。董其昌、陈继儒又先后题名云“散木无文章，直木忌先伐……”陈继儒题曰：“搜土骨，剔松皮。九苞九地，藏将翱将。翔书云乡，瑞星化木告吉祥。”因此名震海内外。再如文征明的弟子周天球，有一具紫檀椅子，其靠背上刻有“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一对长案之石桌面上，也刻有吴地顾大典、莫是龙、张风翼等人题记多处，云：“数笔元晖水墨痕，眼前历历五洲村。云山烟树模糊里，梦魂经行古石门”，“群山出没白云中，烟树参差淡又浓。真意无穷看不厌，天边似有两三峰”，“云过郊区曙色分，乱山元气碧氤氲。白云满案从舒卷，难道不堪持寄君”。不管上述几例历代文人题写家具是否得到考证，但当时文人喜欢在紫砂壶、明式家具上题诗画并铭刻确实有案可查，并时有佳话流传。直至今日，仍有不少文人学者好之。如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在其喜爱的红木插角屏背椅背上以大篆题铭“达人有作，振此颓风”，如红学家冯其庸、画家唐云、陆俨少等喜欢在宜兴紫砂茶壶上题诗铭句，使紫砂壶身价倍增。又如王世襄《锦灰二堆·壶卷》中“案铭之侧”就记录了王世襄先生为画案作铭之事，并云“拙作之铭，乃游戏之作，原无足称道。夸得此墨拓博得读者一哂，他日备具古趣，视乎书为胜。”此举可视为旧时文人遗风，风雅之举为时人称道，为后学者羡慕不已。
因此，我们从明代文学者的作品中、从唐寅、仇英等人的绘画中以及从明以来的古籍刻本的插图中都可以处处见到文人墨客对明式家具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从中体会出他们借此而抒发的文人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