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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画家的崛起与发展

时间:2006-4-25

任伯年49岁像

  清末民初,发轫于上海的海派书画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海派书画的崛起,标志着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的艺术流派的诞生。以任伯年、吴昌硕、“三吴一冯”为代表的三代海派书画家群体,以精湛的造诣,开放的理念,变通的精神、瑰丽的风格,展示了海派书画艺术的辉煌,并将上海打造成当时全国书画艺术的创作中心与销售中心。群贤毕至,名家云集,从而也培育了一支海派书画家的精英团队,支撑起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大师之门。

  当我们现在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海派书画的崛起和发展,除了其艺术本体因素外,海派书画所拥有的市场经济意识、职业精神认知、创作风格取向,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支撑作用。海派书画在一种社会转型、政治变革、都市发展、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应运而生。

  一、任伯年的绘画生涯及由富返贫

  海派书画家崛起的重要杠杆,就是润格(又称润例、润笔)的市场化确立,也就是书画按尺寸明码标价。任伯年作为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的代表,他的润格在当时是算最高的,每尺约3元大洋。而当时二流、三流书画家的润格约1元到几角。1878年,任伯年仅39岁,但他已跻身于海上一流画家的行列,与元老级的张子祥、大名家胡公寿、杨伯润等比肩,而且颇具人气,向任求画者有“户限欲折”即踏破门槛之说。而在1878年,1元大洋约折合今人民币85元,当时一斤上白米价仅为1.8分,1个五口之家的生活费在18元左右。可见任伯年当时的经济状态是很富足的。
    海派书画家艺名的确立,作品的行销,影响的扩大,也和当时一些大的笺扇书画庄的推介分不开的。如当时的“古香室笺扇庄”、“九华堂笺扇庄”(这些笺扇庄相当于现在的画廊)都为任伯年等著名画家设立了润格“标签”,按人物、山水、花鸟及书法的尺寸来明码标价。这在当时仍是很先进的经营模式,既是当时著名书画家的代理机构,又是古今书画家作品的中介机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运作性,这和当时欧美国家的画廊经营完全是接轨的。
    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11月,年轻的任伯年来到上海鬻画,由于人地生疏,无人问津,生活十分落魄,后经当时已颇为著名的海派画家胡公寿的介绍,住进了古香室笺扇庄的楼上,以画扇为生,从此生活较为稳定,绘画环境也大为改善,再凭藉着他扎实的写实功力、精湛的笔墨造型和独到的艺术悟性,很快在海派画家群中脱颖而出。可见当时的笺扇庄在扶植青年画家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正当任伯年在海派画坛上声誉日盛时,却英年早逝,其时为1895年12月19日。死因是多年未愈的肺病。任辞世后家境贫困,据史料载是其女儿靠仿冒父亲之画或自己绘画销售来养母抚弟,可谓是后事凄凉。一代海派书画大师原本富庶的生活何至于此?为此笔者作了查考,发现在1894年时,任曾将二三万大洋托其表姐夫在绍兴老家置田产,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巨资,但表姐夫是一大赌徒,在输光全部大洋后以一假地契蒙骗任伯年。另一方面任在晚年肺病加剧,只能靠吸食鸦片来维持而无力作画,据任的儿子任堇叔所记其父当时:“嗜酒病肺,捐馆前五年,用医者言止酒不复饮。而涉秋徂冬,犹咳呛哕逆,湍汗颡此。”正因在这种情况下,任伯年才死后萧条。
    二、吴昌硕的贡献及润格飙升
    尽管任伯年比吴昌硕仅大四岁,但由于任伯年于1868年即定居上海,30出头后即声誉鹊起,成为海上一流的著名画家。而吴昌硕要到1911年才定居上海,其时吴昌硕已68岁。因此,从海派分期的划分上,任伯年是第一代海派书画领袖人物,而吴昌硕是第二代海派书画领袖人物。但历史的逻辑和艺术的规律却证明:吴昌硕虽50才学画,成名晚于任伯年,但他却底气足、才艺全、悟性高,大器晚成而出手不凡,一旦成名便展示了艺术的综合成就和峰巅状态。
    从近代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海派书画艺术的辉煌期和全盛期是在吴昌硕领衔的时期出现的,他为此作了决定性的贡献。吴昌硕在书画印三个领域实行了全方位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并以自己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艺术修养滋润着丹青笔墨和金石篆刻。他以大师的亲和能力、巨匠的创造能量、泰斗的艺术造诣、鸿儒的人格魅力真正在海派书画家群体中起到了领袖作用,并真正确立了海派书画在国内及海外的品牌价值和艺术地位。
    吴昌硕自1911年定居上海后,第二年海派书画家的润格就开始整体性飙升,从而就此开始了海派书画家的高润格阶段。如癸丑年(1914年)正月他重订的润格为:堂匾念(20)两、斋匾8两,楹联3尺3两、4尺4两、5尺5两、6尺8两。横直整张4尺8两、5尺12两、6尺16两等。该润目下注:每两作大洋1元4角。而到了1922年,吴昌硕重新推出的“缶庐润格”已是:堂匾30两、斋匾12两、楹联3尺6两、4尺8两、5尺10两、6尺14两。横直整幅3尺18两、4尺30两、5尺40两、山水花卉视例加三倍,刻印每字4两,题诗跋每件30两,每两作大洋1元4角。当时的一块银圆约可以买16斤大米,4斤猪肉,6尺棉布,5斤白糖,4斤菜油,订一个月的报纸,买一到二本书。可见在职业书画家中,吴昌硕的经济形态是相当优越的,吴昌硕于1927年归道山后,作为吴府管家王一亭为其三兄弟分遗产,因吴东迈先前拿钱少而又悄悄地另拨出10万元给东迈,从中可见吴家的经济状况。
    晚年的吴昌硕,已红遍上海,声名远播东南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书画家,他的高润格为他带来了高收入。1926年中秋时节,家住山西北路吉庆里的吴昌硕的小儿子吴东迈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打开一看,手即颤抖了起来。原来是一封绑票恐吓信,说要借10万大洋,并附子弹一粒。过了几天又来一封,并明告要绑吴的孙子吴长邺。其时吴昌硕已82岁,为了不让其父受惊,东迈左思右想后,托一位朋友去找当时上海滩上的大亨黄金荣。黄不仅亲口答应,而且派人及时破案。原来黄金荣当年在南市一裱画店做学徒时,常遭到老板打骂,吴昌硕很是同情他,常给他些零用钱,还劝老板要善待学徒。为此,黄亦算报恩于吴。
    三、“三吴一冯”及精英群体的创作取向
    一代海派书画巨擘吴昌硕于1927年逝世,其后在30年代又崛起了一批年轻的海派书画艺术群体,这个群体的鲜明特征是年轻化、精英化、学者化。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赵叔孺、王福厂、沈尹默、刘海粟、张大千、徐悲鸿、丰子恺、钱瘦铁、马公愚、来楚生、陶冷月、邓散木、陈巨来等。这批书画家有着良好而完善的智能结构和独特而优越的成才条件,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他们中有不少人都系大学教授。其中以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为领军,世称“三吴一冯”。
    “三吴一冯”共同的特点是:都系书画艺术世家出身,名门之后,家学渊源,而且都以山水画名世,亦工人物、花卉、诗文、书法、篆刻等。吴湖帆是吴大徵的孙子,精于“四王”画风,并在笔墨色彩中融进现代意识,构图严谨生动,笔墨秀逸细腻,色彩明丽雅致,颇受市场青睐,他的润格也是执牛耳的。如在1930年,他的润格是:立幅3尺90元,4尺160元,5尺250元,6尺360元。屏条3尺80元,4尺120元,5尺160元,6尺200元。册页每页24元,折扇32元。刻印为不论朱白,每字5元。吴待秋乃清末吴中名家吴伯滔之子,画风典雅而笔墨精湛。他在1930年的润格是:堂幅3尺72元、4尺108元、5尺132元、6尺168元。册页每页30元、扇面28元。吴子深自幼习画,遍阅家藏古代名画,画风古朴婉丽、意致高远。他在1934年的润格是:堂幅3尺80元、4尺140元、5尺200元、6尺300元。冯超然是位全能型书画家,不仅工于山水,亦能作花卉、翎毛、人物及书法、篆刻。他在1930年的润格是:堂幅3尺80元、4尺100元、5尺140元、6尺240元。折扇30元。人物同例,仕女加倍。当年像鲁迅、郁达夫、茅盾、沈从文等一流作家的平均月稿酬是400元左右,而亭子间作家的月稿酬在30元就可维持生活。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的月开销在50元左右。作为高收入的舞女月收入也仅200元左右。
    可见正是由于独立而自足的经济结构使海派书画家拥有了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使海派书画家的社会地位增高。如著名外交家熊向晖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中所回忆的“周又问你在上海有没有适合的地方可住,以不引起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我讲了好几处地方,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除了“三吴一冯”外,其他一些海派书画家的实际销售情况都是不错的。如黄宾虹、贺天健、郑午昌的订件就应接不暇,赵叔孺、王福厂的篆刻在工商界、银行界颇盛行。画月名家陶冷月在1926年所记的账目是:定价在200至300元一件的作品售出有七八件,定价在百元以下者则很多,月均在500元。当时1块银圆折合今人民币为35元,计每月收入17500元。这是当时一级名教授的收入,而陶冷月刚过而立之年。(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王琪森)

任伯年画吴昌硕像(一八八八年)

吴昌硕《菊石图》

吴昌硕像

吴待秋像

吴湖帆像

冯超然《采芝图》(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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