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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时间:2007-6-6 11:42:31 来源:藏点 作者:佚名

——饶窑仿定窑以及定、饶不分的主要原因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
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

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图六)。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图七)。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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