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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礼学观察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礼学观察


作者: 张 辛 
一、

青铜器的最初产地并非中国。中国古文献记载夏禹之时“以金为兵”,“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晚近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青铜文化始于黄河流域的夏王朝时期。中国从公元前21世纪即拥有青铜器,或确切地说即从中东引进青铜技术说明我们祖先的明智和非凡智慧。

中国古代青铜器与其他古文明的青铜器相比,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其区别于其他古文明青铜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更多地不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并用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而是用以制造青铜礼器而在当时社会精神文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祖先为何做出如此历史性的选择,即为何选择青铜器作为礼器,作为沟通人神(鬼)的重要中介,其根本原因当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青铜器作为新兴的高端技术产品,必为当时全社会尤其社会上层的普遍新奇和珍视。

第二,同陶器一样,青铜器是人类采取物质文化的制造手段生产出来的,因此可以随意赋形,根据人们特定的功用需求制成一定形状样式,这与玉石等天然产物有所不同。

第三,取决于青铜器本身的基本特性或功用性质。《礼记·礼器》曰:“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注:“金火召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当可知,在古人心目中青铜器具有两大特性:一则纳而“示和”、一则设而“见情”。当然,青铜器之所以被历史性地选择为重要礼器,最终还是在于“礼”,在于礼的特质及其规定性。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礼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我在《礼与礼器》一文曾指出,古(吉)礼分两大系统,即以天地为主要礼拜对象的天道自然系统和以氏族先王为礼拜对象的人道祖先系统。由礼拜对象及其行礼方式的不同导致所使用的礼器的不同,天道系统的礼器,即沟通天人的媒介主要是玉、帛及少量所谓“牲牷”。人道系统的礼器则主要是牺牲、酒醴、黍稷及其特定盛具。青铜器便是人道之礼中担当最为固定、显赫而重要之角色的礼器。而由于青铜器之铸造需要相对大规模的社会协作,且材质新奇,工艺要求高、造型卓硕、纹饰更具内涵,又不像其他礼器那样具有明显的消耗性,因此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礼器系统中最显要的构成。其中居牺牲之盛首位的鼎则尤其突出和显赫,于是理所当然地受到更特别的关注,进而被赋予了更多和更特殊的意义,其地位自然日益提升而最终成为所谓国家之重器。这一点也正印证了礼的基本发展规律和根本属性,即荀子所谓“礼者,人之所履也”,“人道之极也。”


二、

功能决定类别。分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古代文物研究的基础环节,而此研究又当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社会历史功能的把握的基础上,否则任何形式的分类的意义终将大打折扣。

基于对青铜器特定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我们把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如下五大类。

(一)礼盛——即古代文献所专称之“器”或所谓“宗庙之器”、“祭器”、“庸器”、“宗彝”。可以“尊彝”概称之。以其实物之不同分为四小类:1、牺牲之盛,即鼎、豆、鬲、之属;2、黍稷之盛,即簋、簠、敦之属;3、酒醴之盛,即爵、斝、觚、罍之属;4、盥沐之盛,即典礼时参祭者盥沐洁身以示虔诚之所用盘、盉、、监之属。

(二)乐器——即典礼时所用以迎神礻氏,以隆其盛,以营造和谐之气氛者,亦即文献所谓所以“见情”者,包括钟、铙、铎、钲等。

(三)仪仗器——即典礼时参祭者和侍卫者所执或所乘,包括鉞、戚、矛、戈之类以及车马器。

(四)明器——文献或谓“鬼器”,乃墓葬之特殊随葬用器,或曰“遣器”是有道理的。宽而言之,实亦可谓之礼器,人之送终之葬器也。

(五)用器——文献中所谓“燕器”或“养器”,周代青铜器中有自铭“器”者亦或指此类。此类器之青铜配料或与青铜礼器有所不同,有的则未必是青铜制品。当然此类还包括少数工具等。

以往金石学家或考古学家所做青铜器分类多存在一些偏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定位于“礼”,或曰偏离了“礼”。而有的单从青铜器的表象形态上进行分类,如梅原末治、李济等。


三、

青铜器的分期不同于一般考古学遗迹遗物的分期。其原因在于青铜器的特性,即坚固耐用,造型规范,专业化程度高而工艺传承性明显。作为礼器,青铜器形制的发展演变与礼的发展演变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说礼的基本发展规律是“始乎脱,成乎文,终于隆”,那么青铜器形制演变也大致走着一条由粗疏而规范而鼎盛的道路。

由此我们把古代青铜器的形制演变分为如下四期:

第一期,发祥期,即夏至早商。较具原始性,器类相对简单,单层几何形花纹为主。

第二期,勃兴期,即晚商至周初。器类骤增,千奇百怪,动物造型器及其动物象形纹饰盛行一时。

第三期,规范和鼎盛期,即西周早中期。器类趋少而各得其所,酒盛锐减。除龙、凤、蝉纹之外,其他动物纹饰很快消失。出现长篇铭文。

第四期,持恒和衰落期,即西周晚期。器型尚规整,但渐失庄重之感。多长铭而内容套化。

第五期,转型期,即春秋、战国及其以降。青铜器走下神坛,走出宗庙。纹饰日趋装饰化和几何化。出现印章、货币、度量衡器、灯、带钩等全新器类。

当然应着重申明的是,青铜器的分期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类型学的研究为基础。


四、

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其意义除可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之外,更重要的当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这就是我们上揭所谓“火召物”、“见情”以及“象物”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代青铜器花纹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然概括之无非有两大类,即动物象生类和几何线纹类。后者主要用作附属性纹饰。较有意义的是前者,而尤其是其中作为主题花纹者。动物象形类花纹主要有龙、鸟、蚕、蝉、龟、鱼、象、虎以及个别鹿、兔,而龟、鱼、象、虎、鹿、兔等均在西周以后先后失传。龙(蚕)鸟(凤)和蝉则是贯穿始终的主体花纹。因此中国青铜器花纹的社会文化意义至为明确:“龙,水物也”,“水以龙”,“蚕为龙精”;“凤者风也”,“鸟者,卵之母也”;而蝉则“潜蜕弃秽,饮露恒鲜”。露者,酒醴也。

张光直先生所谓动物花纹是巫觋通天的工具一说显然属千虑之一失,其根本不符合古代中国社会之实际。青铜器花纹表现的是一种社会人伦或人文的精神,而绝非超自然、超世间的理念。因为“礼,人之所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青铜器乃宗庙人鬼之器。要知中国文化是重人文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礼乐文化。 

青铜器铭文“乃铭书于王之大常”者,宗庙之器,即彝器,庸器乃大常之要器。《左传·襄公十九年》:“铭其先祖功烈以示子孙,明明德而惩无礼。”《礼记·祭统》:“铭者,论言巽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

青铜器铭文之内容及其字形,修辞、句式、文法均构成青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同时更重要的是,商周尤其周代青铜器铭文则是中国最早而可靠历史文献之一。而西周中期出现的册命之礼等铭文则更可直视为宗周宫廷文书。并可证《尚书》等传世文献之可靠。

如果说青铜器花纹所体现的现实人文精神尚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与之并存的青铜器铭文则是这种社会政治人伦意义的直接证明。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定制和发展所反映出的正是原始崇拜,即多神拜物教的自然崇拜日趋淡漠而被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先后取代,礼乐文化最终获得强势发展的中国上古社会的实际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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