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directiv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directive]

古越人翻越五岭来到深圳

    叠石山遗址讲述最早深圳人的故事

古越人翻越五岭来到深圳

岭南,当然是五岭之南,也就是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以南,其中一大部分正在今日的广东。广东古称“粤”,文献上“粤”“越”二字相通,就透出这里过去曾是百越族的聚居地。记者依照深圳市考古专家的指引,近日来到南山区西丽镇茶光村村南的叠石山,寻找古越人留下的生活遗迹。

嵯峨的五岭群山中,叠石山不啻于一小泥丸,其山不高,才海拔50米左右,如今被建设工程削来削去,小山已所剩无多,大沙河在其东,茶光工业区在其北,科研院所、厂房社区、宽阔马路、层层绿色交织出现代化的生活画面,早没了山野村落的景致,听学者说,如今的广深高速公路正覆盖着一小部分遗址,遗址原面积约3万平方米。

广深高速旁发掘出古越人遗址

1987年4月,工作人员在配合广深高速公路基建施工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此遗址,10月由深圳市博物馆发掘,发掘地点在叠石山的北坡,专家们开出探方14个,总揭露面积33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工具类有铁斧、青铜锸、石锛等;日用器皿有陶制的罐、豆、盒、碗、簋、支座、器座、器盖、鼎足等,大部分为残片。依据从地层出土木炭标本所作碳十四年代测定,叠石山遗址的年代为距今2250±110年(经树轮校正),遗址年代属战国时期。

深圳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容达贤参加了当年的发掘,他告诉记者,在一块大约106平方米的土地范围内发现了49个柱洞、1个灰坑,这就成为推想当年建筑形制的依据。

柱洞洞口距地表深70~100厘米,洞口直径13~35、深20~80厘米不等,第42号柱洞底部垫2块石头作为柱础石,柱洞范围内没有居住及踩踏的硬地面。靠近西南部的两排柱洞(编号13、15~23)分布较有规律(有些柱洞的排列极不规则,可能是修缮或改建时临时添加了一些柱子)。由主要柱洞之间距离测得,房屋进深约为7米,根据同一列承重木桩的间距可知,房屋内是分间的,房间宽2.5~5米,中间最宽的一间为5米见方,估计是公共活动场所。由于这些柱洞都处于同一地层同一平面上,其排列组合而成的房间又具有连续性,由此专家们推测这些房屋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或氏族。

灰坑位于西部高地,平面略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壁较整齐。灰坑中填土呈灰黑色,粘性较大,有炭粒混杂,专家们推断此灰坑为当时的厕所,用以积存有机肥料,为防雨水冲入,故置于地势较高处。

容达贤说,结合建筑基址所处地势东北低、西南高以及在发掘过程中未见踩踏土及居住硬面等情况,推测这是一处西南背山、面朝东北的木结构高架房屋的建筑基址,这种房屋一般称之为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与几何印纹陶一样,同属南方古越族人文化遗存特征之一。以往在几何印纹陶兴盛时期的遗址中发现此种建筑遗迹甚少,叠石山遗址之存在“干栏”式建筑基址的现象,就为研究古越族人的居住风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古越人居住在“干栏”里

依据考古发掘的柱洞等遗迹推定的“干栏”式建筑,可与《史记》中关于南方地区传统居住风习的记载相印证。

三国吴时期沈莹的《临海水土记》写道:“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其“安家之民”即当时居住于今浙南、闽北地区的古越族人。

北齐魏收《魏书·僚传》载:“僚者,盖南蛮别种,……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

唐朝魏徵《隋书·地理志》说:“自岭南十二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俚人皆巢居崖处。”

岭南山地丘陵众多,占全区陆地总面积的80%,地跨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四季不明显,降水量多,气候之湿热较长江流域地区更甚。为适应湿热的气候和丛林环境,古代居民发展出了底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具有防晒、隔热、通风、防雨、防潮等功能。

容达贤说,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很早就流行着稻作农业和干栏式居所的文化,其历史甚为久远。据最新考古资料,在距今约10000年的浙江浦江上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了稻作农业和干栏式房屋建筑的实物证据,由建筑物可看出明确的结构单元,其总长14米,总宽约6米,西北至东南朝向,柱洞分为三列,基本平行分布,每列间的柱洞一一对应。其他较早的还有距今约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而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已经有了成熟的稻作农业和干栏式房屋建筑。很多学者认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稻谷种植者和干栏式房屋建造者是古越族的先人。稻作农业、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古越族文化的几个重要特征。

如今干栏式房屋建筑并没有消失,在我国南方壮、傣、侗、水、佤、布依、景颇等民族中尚有流传。

古越人带来传统烧陶技术

容达贤考证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向东方和南方的扩张,迫使众多扬越人、吴越人放弃江南故土迁移到岭南地区,也许来到了深圳,他们带来了传统的硬陶烧制技术,在当地发展出了盛极一时的“夔纹陶类型”几何印纹陶文化。

夔纹陶文化实在是一把判别年代的尺子,它的含义是: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的组合纹为代表的印纹硬陶和釉陶,伴随着磨光石器,再伴随着相当数量的青铜器的青铜时代文化。这种文化所处的年代,一般被认定为春秋战国时期。

叠石山正是“夔纹陶类型”文化的遗存,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有陶片、石器、青铜器和铁器。陶器残片就有8000多片,其中泥质灰硬陶占92.77%,还有少部分为泥质红陶、夹砂陶及釉陶等。大部分陶器的烧成温度与青铜时代前期的接近,陶胎坚硬。比起青铜时代前期,器类有所增加,出现了盒、簋、鼎等新器类。器型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长条形器耳,器耳两端又有多种圆饼加固兼装饰。

在叠石山的《发掘报告》中,记者看到了陶器上符号的拓片。有专家说,这种由陶工在制作陶器时刻划的简单文字或符号,在南方地区几何印纹兴盛时期的遗址中是较为常见的,叠石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文字或符号,或许可以追溯到南方古越族人更远的根。我们如今分析叠石山发现的陶片上的刻划文字或符号,能够认为是数字代符的有“Ⅰ”(一)、“‖”(二)、“×”(五),推测其余“∩”“Ⅺ”等大概也是数字的代符。

叠石山的出土器物在相互“打架”

在叠石山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青铜器:一件残断,已经无法识别;另一件农具“锸”,其平面呈“凹”字形,一侧已残,弧刃,高3.4厘米,刃宽3.7厘米。这两件青铜器,再加上铁器和众多陶片,颇为耐人寻味。

依照学界公认的判定标准,叠石山的出土器物在相互“打架”:无论是陶器纹饰,还是金属器物,都不在一个时代,却凑在了一起。学者们聚讼纷纷,公理婆理,只为叠石山的诸多悬疑。打架打出了叠石山文化上的魅力。

陶器纹饰之战。前面说过,“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存年代相当于春秋,其上限或可至西周晚期,下限至战国早期。同一叠石山的文化层,另外还出了“米字纹陶”,“米字纹陶类型”年代要晚,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下限可至汉武帝平南越之前。夔、米“一堆”于叠石山,关公战了秦琼!

金属器物之战。同一文化层,出了青铜时代的铜锸,挨着铜锸的就是铁器时代的四把铁斧。青铜盛行于殷商至战国;铁器在战国末年才刚刚出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泱泱“五霸”、“七雄”之国尚且没有什么铁器,而同时期落后的蛮夷南海之滨竟然出现了四把铁斧,青铜和铁所处年代之不同,居然没有文化层堆积的间隔,招来一些学者的质疑:这样地出土,实在是匪夷所思,铜铁“一炉”于叠石山,关公还是战了秦琼!

为“打架”之谜,记者采访了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考古专家叶杨先生,他如今是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叶杨说,叠石山的很多事情不好解释,在考验着我们现行的考古理论和方法。叠石山最终被确定为战国时期,那是我们保守的认定,那里出了铁器,因为国内学界都公认铁器始于战国晚期。倘如真是战国时期,那么出土大量、甚至完整的夔纹器(春秋),就说不通。叠石山实在是个谜,打架不是坏事,说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大家的终极目标还是服从真理。

记者在调查和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叠石山出土的器物在“打架”,但大家还是取得了一个折衷、相互妥协的共识:叠石山文化属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仍在继续,青铜器和铁器、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的共存便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

在广东地区,从“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铁器,尚属首次。深圳4件锻制铁斧的出土,意义重大,证明广东在先秦时期使用铁器并非偶然,为研究广东地区早期铁器的使用和来源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它们的出现,说明最迟在战国晚期,深圳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

由于潮湿和高温,整个广东地区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的铁器非常之少,在叠石山遗址发掘之前,只有粤东始兴县的白石坪发现过一斧一锄两件铁器。叠石山的四把铁斧在形制上与现代的斧不同,与始兴县白石坪出土的铁斧则大同小异。这些铁斧,究竟是江浙一带流传过来的,还是本地铸造的,虽然暂时还无法确定,但铁制工具与青铜工具共同使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由此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1976年在湖南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鼎和一把钢剑,这说明最迟在春秋晚期,湖南地区居民就已经掌握了铁的冶铸技术。广东与湖南毗邻,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古越族人逾岭而来,将当地早期冶铁技术或铁制品南传广东的可能。
 
302 Found

302 Found


nginx/0.8.46
302 Found

302 Found


nginx/0.8.46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directive]